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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所指的中国从时间上以盘古开天辟地起至 194× 年止。
就历史而言——尤其是当不考虑元与清时，中国内部并未有如西方一般的悠久与尖锐的民族问题，因为中国人传统上对于民族的理解与西方有根本的不同。
文化制度与生活方式——而非血统——是我们区别诸夏与“四夷”的根本标准。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只是当时的诸夏认为他们的文物制度宗庙礼法方面与自己有不同或者说差距，便以此统称而已；但从血统及祖先而言，他们与诸夏大多有共同的出处（有些民族或与诸夏并不同宗，但他们因仰慕诸夏文化而自称自认为黄帝后裔，诸夏也乐得接受。），并非真正的异族，而且蛮夷的帽子并不会永远地戴在谁头上，随着文化的进程，蛮夷亦会被认可为诸夏。另外很重要一点，中国历上很早就将“民族”与“国家”融凝为一，并将民族与国家视为一个文化机体，将民族的观念消融在更大范围的人类观念与天下的观念当中，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观念。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 《春秋》（？）
举“蛮荆”为例可证此不虚。春秋时楚与秦等同被认为是蛮夷，因为其地理位置离中原文化中心遥远，故宗庙礼法文化制度上有不同，但战国时楚即正名为诸夏之一。
基于此点，中国的历史传统更看重合同而非区分，通过非侵略性的文化交流而吸收同化“四夷”为诸夏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大特色，甚至“四夷”主动归化也不在少数。
但这种交流与同化并非没有边界，一般而言，玉门关以西的地区，中国文化依然有影响，但已难以成为主流，因为农耕文化在宜游牧不宜耕作的地区难以生根，所以中国的疆界基本上与此地理界限相一致。
随着国家的面积的扩大，与相接的其他民族有更多的相互动作，交流及战争都不缺乏。自汗解决匈奴问题之后，和平交流成为中国与西北各民族甚至更远地区民族的关系的核心；而诸夏与其他民族的问题中心渐渐从西往北往东转移。
通过两千年的融合，周边同宗或不同宗的民族渐渐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传统，而当其中发现一些冲突时，则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冲突，而不再是中华民族与异民族的争端，比如所谓“五胡乱华”即是（其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融合。）。
如果要说中国有民族问题，则极端表现者即为元。蒙古人以一较落后文化统治较先进文化，更为不同民族划定了严格的等级区分，形成不平等与冲突，这该当是中国民族问题最尖锐的时期；但同时中华民族又得以加入新的血液。至于清，同样是非正统中国人统治中国，虽较元为佳，并继续为中华民族添加新的元素，但仍有隔离与区别对待，所以实际仍然未能利用和形成中华民族对外融融的传统力量，以致彼时第四次民族融合未能达成，新*疆*西*藏的民族仍然与中华民族保持着隔阂。
事实上我并不十分清楚清对西北边疆政策的历史，但大致上平定准格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对回疆有相当大的镇压和压迫，定会隐埋积怨，另外，对回疆（及其他非华夏族的地区）制定单独的律令，隔绝汉人进入回疆，限制了中华文化的西进，也是致使第四次民族融合难以完全形成的重要原因，也为后来的恩怨埋下伏笔。
再往后西方国家的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和复杂，因为基于西方对于民族问题的一贯观念及其利益取向，民族*争端此后再没有平息过。
在 gcd 之后的中国，从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区别与隔离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而且由于更深远复杂的原因，对回疆的政策实际上已非“汉化”而是“西化”，于是我们期待的借助中华民族传统的融融力量实现民族融合的局面更难实现。
西化为什么做不到？光光西方历史就已经交了一份很差劲的答卷，西方从未真正有效地解决过民族和种族问题，而其插手的地方民族或种族问题也是愈演愈烈，甚至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一个主要的冲突原因。根本上还是回到其对于民族问题的不同观念，而其（相对于保守的农耕文化）掠夺性与侵略性商业文化也决定了这个问题无法得到好的解决（至于此点的具体原因，我现在尚未能理解透彻。）。若我们继续保持这种“西化”的民族政策，回疆藏边这些尚未完成民族融合的地方恐怕难有宁日，因为商业性文化归根到底是追求利益，利益并不凭空产生而是来自于他人，此消彼长。至于“汉化”，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可获认同（即是我们自己都不认同）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优势，实难达成，但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文化的融合而非单纯经济的融合才有可能真正“融凝为一”。
而中国历史上又是如何成功做到的？农耕文化相对保守，且其自身之长并不需要求得彼之消，共荣并无不可甚至更有利自身，于是心理上更容易被人接受，这是一方面；其他方面尚有很多原因，与文化有极大牵涉，而在下学力尚浅，现在不能梳理清楚，也希望有人可以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