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推崇解決問題的人，好像所有人都知道問題在哪裡似的。譬如足球，我們歸化外國球員，因為大家認為問題在於中國球員能耐不夠，聘請功勳卓著的洋教練，因為本土教練本事太小……對中國足球遇到的問題，若我們只能認識到這種程度，再過二十年中國足球恐怕就只能與波利尼西亞群島國家為伍了。
有時候，得有人告訴我們到底出了什麽問題。足球是這樣，比足球複雜得多的社會更是如此。
托尼·朱特（Tony Judt, 1948~2010）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想研究戰後歐洲史、歐洲思想與社會，托尼是一座無法繞過的燈塔，被譽爲「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他以尖銳的自由主義批評立場而聞名。他呼籲美國與歐洲反思他們對效率、財富、自由市場與私有化的崇拜，呼籲人們對經濟選擇進行政治的、道德的思考，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我們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種根本性的謬誤。」托尼在本書（Ill Fares the Land）的一開篇便指出，「三十年來，我們把追求物質上的自我利益變成一種美德」。一些曾經被視爲根本的政治問題——雖然很難被輕易回答——現在不怎麼被關心：「我們知道各種東西的價錢是多少，但對他們價值幾何卻一無所知。我們不再質疑一項司法判決或立法行爲：它善嗎？公平嗎？正確嗎？它會帶來一個更好的社會或更好的世界嗎？」
一旦允許我們不聽從一個會計師的盈利測試，我們就開始改變了我們的文明。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我們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是在一代奧地利思想家的影響下形成的：經濟學家米塞爾（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商業理論家德魯克（Peter Drucker）、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他們目睹了自由主義社會的崩潰與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所以他們對政府的任何干預都非常警惕，認爲要捍衛自由主義，捍衛一個開放的社會以及隨之而來的自由，最佳方式是讓政府遠離經濟生活，相信市場能做出最好的選擇。
時至今日，應該沒有人還能夠一本正經地號稱所謂的「有效市場假説」是絕對真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誤區是它驥望凡人具有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無所不知的完美知識，這顯然強人所難；但是，同樣的難題也困擾著市場理論家們，他們也不是無所不知，甚至常常一無所知。
上世紀60年代初，英國政府接受了比徹（Richard Beeching）的建議，以節約和效率爲名，關掉了全國34%的鐵路系統。四十年後，重新衡量這個「災難性」的決定所付出的代價——修築公路和鼓勵使用汽車造成的環境的代價；對被剝奪了互相之間及與全國其他地區之間交往的千百個城鎮村莊所造成的傷害；幾十年後重建、更新或者重新開通廢棄了的路段和綫路的巨額花費——比徹所推薦的方案真的節約高效麼？避免將來重蹈覆轍的唯一途徑，在托尼的看來，是重新考慮用來衡量各種成本的標準：除了經濟，還必須有社會、環境、人文、美學、文化標準。
托尼與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目標沒有太大差別，但對把一切託付給市場保持警惕，所以他返回了凱恩斯的哲學，並從戰後歐洲的實踐中得出一個結論，我們（他這本書是寫給大西洋兩岸的年輕人的）的未來在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會遇到問題——美國和英國是熱衷放鬆管制的資本主義的大營，有最極端的私人特權以及對公共事務的冷淡態度，以及對「社會主義」字眼的恐懼；歐洲許多國家一直在踐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每個福利國家的受益人都不支持廢除公共醫療、結束免費或補貼的教育，但社會民主主義開始受到更多批評。
出生率持續下降，老齡化更顯著，經濟增長也消失了，公共收支出現了不平衡。那些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的開銷不可避免地高，隨著戰後繁榮的冷卻，失業漸漸重新成爲問題，福利國家的稅收基礎似乎變得十分脆弱了。衰退一定會引起焦慮，從精英到民衆都會喪失一些信心，但是，擔心一個好的制度不能自我維持是一回事，對整個制度失去信心是另一回事。
托尼還看到了其他的問題——社會成員之間的不信任和互相猜疑。信任是你願意為他人享受的服務和福利掏錢的基礎。我們越精於算計，對其他人的信任越少。今天的社會看起來更寬容更多元，人們更博愛，大家為非傳統性別和性取向者爭取權利，關愛貓貓狗狗的福祉，呼籲取消肉食，討論氣候變化……但事實上，因為互聯網和算法——尤其是為了「猜你喜歡」好賣東西給你的那些算法——的介入，人群逐漸被相互獨立的「同溫層」所隔絕，同樣想法的人聚集在一起鑽牛角尖，聽不進別的聲音，某種意見成了「政治正確」，對它的捍衛堪比宗教衛道士。
解鈴還需繫鈴人。
1949年對英國學校男生的一項調查表明，越聰明的學生，就越有可能選擇一種工資一般但是有趣的工作，而不是一種只是掙錢很多的職業；今天的小學生和大學生，除了找一個掙大錢的工作，別的什麽都不想。
我們培養出了對物質財富孜孜以求，對其他那麽多東西卻無動於衷的一代代人，我們應該如何彌補？托尼說我們可以試著這樣開始：提醒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孩子，從前不是這樣的。「經濟學式」的思想，就像我們迄今三十年裏所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人性固有的。曾幾何時，我們對於我們的生活有過不同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