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2007年孟秋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从阿鼎的推荐，跟他借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是我管窥钱穆先生（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学说的缘起，也是我私淑宾四先生之始。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一本由演讲稿整理而成的小册子，言浅而简，很快就读完了，但意深而远，我现在还记得刚放下书时的惊喜与震撼。
首先让我意外的是，这个人讲话竟如此有条理和逻辑，一千多年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历程被解释得又简单又合理又清晰，不可思议！
其次，我由是彻底摆脱了「历史是客观的、绝对的」这一教义，坚定地认同并接受了历史是可以有观点的。
我从小接受唯物主义史观教育，只能从阶级矛盾的角度来论证历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所学的只有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以及所谓的意义，但这些过程与意义必须符合早已注定的所谓规律。
初中时，有幸跟我们当地一位「专家」（我老家最高学府师范专科学校的一位历史教师）有过短暂的交流，但当他发现我孺子不可教后，只留下了一句话便翩然而去——「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经验的总结」。这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可谓醍醐灌顶，它巩固了我对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的怀疑，但我还没有能力走得更远。
大学期间时读了黄仁宇，那是我第一次具体而微地了解到不同的历史观点，原来对于同一段历史时期可以生发出完全不同于我过往认知的解读。于是，我开始区分材料（fact）与对材料的解读（opinion）。
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存在过的人是客观的，历史材料在理想状况下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对材料的解释则是主观的；对材料的搜寻、取舍加上个人的解读以及与各解读者自身经验与知识的对照就构成了不同的史观，以此言之，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主观的。
歷史是什麼呢？我們可以說，歷史便即是人生，歷史是我們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經驗。歷史本身，就是我們人生整個已往的經驗。至於這經驗，這已往的人生，經我們用文字記载，或因种種關係，保存有許多從前遗下的東西，使我們後代人，可以根據這些來瞭解，來回頭認識已往的經驗，已往的人生，這叫做「歷史材料」與「歷史記載」。我們憑這些材料和記载，來反看已往歷史的本身，再憑這樣所得，來预测我們的將來，這叫做「歷史知識」。所以歷史該分三部分來講：一為歷史本身；一為歷史材料；一為我們所需要的歷史知識。（钱穆，《中国历史精神》）
钱宾四先生以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以「主客相融」的方法，在充分掌握与理解了历史材料与记载的基础上，在对中西比较历史的关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史观，独自重构了国史。
他的国史更关注民族、文化，而非朝代与朝廷，所重在于「连绵」与「持续」，既认识到历史的特殊性、变异性又关注其传统性，「在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与梁任公等人的观点既有鲜明的区别又有所呼应（任公名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见其《中国史界革命案》）。
宾四先生在其《国史大纲》中的这段描述更清晰地阐释了其立场：
近人治學，都知注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則所應採用之材料與其運用材料之方法，亦將隨而不同。即如歷史，材料無窮，若使治史者沒有先決定一番意義，專一注重在方法上，專用一套方法來駕馭此無窮之材料，將使歷史研究漫無止境，而亦更無意義而言。黃茅白葦，一望皆是，雖是材料不同，而實使人不免陳陳相因之感。（钱穆，《国史大纲》）
宾四先生的思想作用于我身上，其结果最初和最直观的体现是，读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不再相信中国过去两千年皆为封建专制，「百代都行秦政法（毛润之语）」这种观点在宾四先生条分缕析的事实面前不再站得住脚，显得幼稚而武断；另一方面，我也理解了历史其实并非「断代」，很多制度其来有自，有明显的延续性，但又随着主客观条件变化而变化，所谓「世异则事异」，同时又充满了偶然，很难说存在铁板一块的规律。
第三，我知以「历史意见」去看历史自此始。能区分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是我本人历史学习中的里程碑事件，这种理性的思考是自我史观构建的基础，它教我重新看待那些习以为常的事、那些信之不疑的观点，从而形成一种更加宽容和包容的视角。这不光有益于学，用之于人生也有莫大的裨益。
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出的意見。這些意見，比較真實而客觀。……而後代人單憑後代人自己所需的環境和需要來批評歷史上已往的各項制度，那只能說是一種時代意見。時代意見並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們不該單憑時代意見來抹殺已往的歷史意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在我刚开始沉迷于宾四先生的思想与见解时，也读到过一些批评他的文章，比较有名的如李敖，当时自惭于学识太浅，见解寡漏，难以替先生反驳，意难平。但在我读过更多宾四先生的著作，更了解先生的思想后，才认识到其实宾四先生用不着谁替他平反，他从不以自己完全正确自居，反而鼓励学生兼收并蓄，甚至是与自己相反的观点。他做了一辈的教师，其实是不害怕学生超过自己的。
再后来，当我读了更多别的书，我自己也能认知到钱宾四先生的个别观点或许存在一些偏颇或局限性，但这丝毫未有减损我对先生的敬爱，因为我充分理解先生其实是一位「通儒」，不应仅以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来定义或局限他，经史子集皆通，是他的表象或一生治学的成果，宾四先生最在意的还是中华文化这个整体，其具体历史学观点也应放在文化的大方面下来检视与理解。
宾四先生教人读书做学问，先要虚掉一颗心，即去掉成见，完全拥抱一本书、一位学者的说法，不以证实或证伪为目的来学习，才能得见真章；钱先生还常引章学诚之言：「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这都体现了先生作为老师和学者的胸怀和修养，对我是极宝贵的教训。钱先生是我学问上的宗主，但我并不会囿于一家之言，一定兼收并蓄，以真知为圭臬，这才不违「师训」。
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却自称「述而不作」，不止是谦虚，因其上承周公、孔子，他所表达的其实是经其整理、理解、批评之后的儒家思想（当然也有中华文化范围内的别家思想），因宾四先生极深的朴学功夫，每句话都其来有自，所以他实际代表的是「历史意见」；另一方面，他从不讳言其对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以当他表达「时代意见」时，难免有倾向性，即余英时所挽的「一生为故国招魂」，但必须强调的是，宾四先生绝不昧于史实。
如果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那多半是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之间的冲突，再正常不过，观点争鸣有益于学术进步。怕就怕，现今很多的时代意见往往来自信口开合者，其所言者无所本，无所依循，那就不值得一驳了。
宾四先生还是个小学生时，他在无锡荡口镇果育小学的体操老师钱伯圭对其读《三国演义》做了一番评价：「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此即钱穆先生一生治史之契机，他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写到，「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1938年宾四先生在云南宜良西山岩泉下寺写成的大作《国史大纲》，更充分体现了宾四先生一以贯之的史观，他希望年轻学子通过认清本国的历史，善待自己的文化，增强民族整体之自信，不妄自菲薄，以求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钱宾四先生不是只管喊口号的人，他也给出了解方。他认为中华文化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理念，分别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全人类福祉的一种更好的未来；通向未来之道路阻且长，但做法竟很简单，那就是每个人都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符合中华文化标准的人；只有每个人都做到一个大写的人，而一个社会由无数的此类人所构成，才可能构建一种新的相匹配的文化与制度。而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所以人事不改变，光凭一个所谓设计精妙的制度是难以达成预想的效果的。
——从历史经验及实际情况来看，宾四先生所说的是正确的。但若要人人都做到，难如登天；不过若你我他，不管别人，只从自己做起呢？所谓道德是自己的事，只管好自己，是不是就容易了许多？
钱先生是大儒，学问博大精深，品德高尚，于我是高山仰止的榜样，先生对我有终身影响的教诲远不止以上所举数项，但限于笔者学力浅，无以胜任为宾四先生作传，也无意为之，本文旨在此纪念之日，追思钱穆先生对我最初之影响，以为纪念。
谨识。
2024年8月30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