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有哪本小说让我读得那么压抑，或者说有压迫感。
这种感觉来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写作手法。
若以拍电影来打比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是我读过的唯二的苏俄长篇小说，以此作比）是一部着眼于辽阔大地及漫长时间的哥萨克的史诗，肖洛霍夫「导演」有时会用24mm焦距的广角镜头来捕捉壮丽辽阔的大场面，有时会用35mm镜头来描绘一般的事物，推动故事的发展，也会用50mm的镜头来特写人物。
而陀公在《罪与罚》中似乎从头到尾只用了一枚50mm焦距的镜头，一直紧跟着人物在拍，妳能清楚地看到角色的一蹙一颦，看到一张一翕的嘴，听他们说话的声音。但是，直到读完这本书，除了知道一个干草广场和一条涅瓦河之外，完全没窥见过圣彼得堡的风光，甚至连建筑物也只拍到了模糊的轮廓、逼仄的房间、昏暗的走廊和楼梯间。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如果以舞台剧来演也未尝不可，搞不好连背景板都省了。
因为我还不习惯跟书中人物贴得这么近，加之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又是一个神经质到双重人格的家伙，看到他，我就感到难受和压抑；至于余光所及的那个世界，在这种焦段下看起来自然很压迫，但也增加了临场感。
除此之外的印象是惊讶。
首先惊讶于故事，没想到享誉世界的严肃文学作品竟是一个犯罪故事（取材于19 世纪 30 年代在法国轰动一时的真实诉讼案件），而且故事主线简单到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这是关于一个歇斯底里的辍学大学生如何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以及如何自首的故事。
读这个故事时我不止一次想起日本的社会派推理派小说，比如宫部美幸（宫部みゆき）的《模仿犯》，因为他们都借犯罪来揭示社会问题，描出众生相；另一个共同点是，作者一开始就把罪行和犯人交待清楚了，没有任何悬疑可言。
其次，没想到这本世界级文学作品的遣词造句竟如此，怎么说呢，普通——不知是否跟翻译有关。陀公显然不刻意追求文字之工巧，但若将《罪与罚》跟同时代的作家——如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作品放在一起读，对我而言，他们在行文上不是甜豆浆与咸豆浆的其区别，而是豆浆与牛奶的区别，搞不好连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文字都更胜一筹。但是，陀公简洁有力的文字与本书的主题倒相得益彰。
换个角度看，这种独特的镜头视角和行文方式构成了这本小说非常鲜明且易于识别的形式特征，即便与万千本书混在一起，读者也能一眼认出这是陀公的作品。
按某种文学史观，在陀公之前，欧洲的长篇小说已从情节小说（16-17 世纪，以拉伯雷《巨人传》、塞万提斯《堂吉柯德》等为代表）发展到人物小说（17 世纪后，以法国小说家拉法耶特夫人《克莱芙王妃》为代表），而陀公《罪与罚》则是欧洲长篇小说转入下一个阶段——心理小说——的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这类小说弱化了对环境、人物外在、（诡谲的）情节的描写，集中笔墨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关注人与社会、伦理、道德等的冲突与对抗，被视为现代主义小说的滥觞。）
再次，是惊讶于俄罗斯竟然有那麽多的酒鬼，以及俄罗斯人竟然那么穷。这本书中除了主人公和他的「敌人」预审官波尔菲里之外没有一个男性人物不喝酒，即便穷到一无所有也要成天泡在酒馆里喝劣质酒，至于那些瘫倒在路边醉汉更是街道必要的装饰品，推动故事情节的一件大事也正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喝醉后被马车撞死。即便生活在当时欧洲数一数二的俄罗斯帝国的艳阳下，书中99%的人物都是穷人，社会上似乎只有政府官吏这一职业。这些人又都可以被归入租客与房东这两大阵营，但在贫穷程度上，两者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除了穷之外，这些人物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来不谈政治。
最后，让我惊讶的是俄罗斯人的名字。我素来知道希腊人和俄国人的名字长得令人生畏，但并不知道俄国人的名字竟有如此多的变化，比如主人公的大名是「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般人称他「拉斯柯尔尼科夫」这很好理解，也有人叫他「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亲近的人会以昵称叫他，但一会儿叫他「罗佳」、一会儿叫他「罗季卡」、一会儿叫他「罗曼内奇」，这就有点招架不住了。
除此之外，我对这本书就并没有特别的印象了，也不怎么喜欢。我甚至觉得，陀公这部作品的时代特征太鲜明，甚至过于鲜明了——他洞察了十九世纪中期的俄国社会以及人心，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城市的下层民众之上，对其同时代的人而言，这作品（包括其形式）或许具有火山爆发一般的冲击力，但对一百多年后的我而言，岩浆早已经冷却。
回到本书的主题，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之所以杀死那个放高利贷的不道德的老太太，一是为了劫富，或者说抢钱，因为他需要那笔钱帮自己摆脱贫困，还想用来帮助别人；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践行自己的一套哲学——根植于尼采的「超人」理论——他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仅被视为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才是真正意义的人（非凡的人），具有天赋和才干，可以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里提出新的见解。第一类保守、循规蹈矩、乐意听命于人。第二类人不仅可以提出新见解，而且为了实现新见解，为着美好的未来，他们可以破坏现状，甚至不惜踩着尸体，踏过血泊——在他们的良心上是允许自己那么干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自认为自己是「非凡的人」，犯罪不过是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已。
关于这一点，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对他的爱人索尼娅所作的解释讲得更清楚，他说：
「我这才领悟了，索尼雅，权力只给予敢于俯身去拾取的人。这只需要一个条件，仅仅一个条件：只要胆大妄为！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念头，一辈子还是头一遭，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出过这个念头！谁也没有想出过！我忽然看得像白昼一样清楚：过去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而现在也没有一个人敢于鄙视这一切荒谬的东西，敢于把这一切东西扔掉，让它们见鬼去吧！我……想显示这种魄力，所以我杀了……我只是想显示这种魄力，索尼雅，这就是全部原因！」
虽然歇斯底里，但拉斯柯尔尼科夫毕竟是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人，他也有善良和有道德感的一面，加之他意外地杀死了放高利贷老太太的无辜而善良的妹妹，他的良心并没有完全放过自己，另一个自己所蔑视的道德规范暗暗地惩罚着他的灵魂，他深感自己犯了罪；但他的另一重人格则仍沉浸在「非凡的人」的世界中，正当化自己的行为，试图逃避惩罚。于是，他的内心变成善与恶的战场，他受尽内疚与恐惧的折磨，这种折磨之于他就是罚，甚于法律上的苦刑。
陀公并没在痛处停下笔，他继续给出了解方。解方就是宗教及传统道德，而这个解方是以索尼娅这个角色来提供的——索尼娅境遇悲惨，被迫卖淫以养活继母及其三个孩子，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天真无邪，虔诚地信仰上帝，展现出她对不幸有无与伦比的忍耐力，以及勇于为他人牺牲自我的精神。索尼娅是一个圣人般的存在，是宗教与道德的象征。
除了这些，拉斯柯尔尼科夫看到了索尼娅心中的羞耻感，以及与社会的疏离，两颗孤独的心于是走到了一起。在索尼娅的感召下，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的斗争平息下来，回归了宗教，回归了道德，决定接受法律制裁，开始他的忏悔。故事结束。
威廉·哈本的《卡夫卡其人与其作品》中，曾对卡夫卡跟陀公做过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寓言就是，当人类没有信仰，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在《罪与罚》里面，没有任何人有罪，但罚却加诸在每个人身上。」
深以为然。
以上。
本书读完于 2022 年 5 月
本文写就于 2024 年 8 月